“香入脾”的应用

所谓“香入脾”应为“气香归入脾”的简称，“香入脾”之说大约始于宋元之后。宋代药物学家寇宗奭在《本草衍义》中明确提出：“凡称气者，即是香臭之气；其寒、热、温、凉，则是药之性……沉、檀、龙、麝，则其气香。”将药物之气与寒热温凉之性区别开来，强调了《黄帝内经》中的“臭”在药物中应属于“气”，诸如沉香、檀香等均应称为“气香”。明代的本草医籍更加清晰地记载了“气香入脾”的理论。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泽兰“气香而温”，因“脾喜芳香”，因而泽兰具有令脾气舒的作用；《本草汇言》中叙述紫苏叶“气香入脾胃”；《神农本草经疏》则直接载明白芷“香入脾，所以止呕吐。”

另外，李中梓记“缩砂仁……芳香归脾”实为与“香入脾”同义。在清代众多医籍当中，亦不乏诸如“气香入脾”“香气归脾”“香入脾”“芳香入脾”“气香归脾”等表述。如《本草便读》载“金银花……其气芳香入脾”“（藿香）芳香入脾”。随着清代药物归经体系的逐渐完善，“香入脾”也从脏腑之脾胃发展到经脉之脾经、胃经，如《本草求真》记载：“凡药色黄、
味甘、气香、性属土者，皆入足太阴脾、足阳明胃经。”

而之所以在宋元之后逐渐频繁出现“香入脾”之说，究其原因，或有二：一是金元时期，张元素在继承《黄帝内经》脏腑理论及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体系的基础上，规范了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，并且首创了中药引经报使理论，自此之后，药物的脏腑定位与归经理论逐渐发展起来，在后世广泛应用，因此，包括“香入脾”在内的药性与脏腑、经络关系对应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。二是唐宋时期，伴随着海陆丝绸之路上频繁的商贸往来，品类繁多的外来香药大量输入，促进了
外来香药的本土化、平民化，并在发展使用过程中，根据中医理论赋予了其新的功效与用途，外来香药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药方当中，使得宋代达到了芳香药物使用的巅峰，形成了独特的香文化。如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中将香类药物纳入医方名的方剂占了总数的 17%，而在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·治一切气》与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·诸汤》篇中更是分别占到 38%和 42%。这种香药的风潮也促进了芳香药性与药物气性理论的产生。因此，“香入脾”实际上是《黄帝内经》中的“脾臭香”理论在后世脏腑辨证与药物药性学说及归经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产物。汪昂在其著作《本草备要》中云：“药之为物，各有形、性、气、质。其入诸经，有因形相类者……有因性相
从者……有因气相求者（如气香入脾，气焦入心之类）；有因质相同者……自然之理，可以意得也。”其指出，“气香入脾”是药物归经理论中“因气相求”的一类，因香气与脾气相和，故气香者归入脾经。而香气与脾气和即源自《黄帝内经》的“脾臭香”之说。

气香行脾，营运气机，鼓动中焦斡旋

人体生命活动依赖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，脏腑气机升降出入协调平衡，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。《素问·刺禁论篇》云：“肝生于左，肺藏于右，心部于表，肾治于里，脾为之使，胃为之市。”脾胃在脏腑气机输布运行当中，具有转枢五脏气机、沟通内外表里上下的作用，能够调度、协调各脏气机运行，从而维持其和谐状态。五脏之中，心肺在上，上者宜降，肝肾在下，下者宜升，脾胃位居中焦，脾升胃降，沟通上下，起中枢斡旋之功。而脾胃相对来说，脾之升清又
是胃行通降的重要条件，如《素问·经脉别论篇》曰：“饮入于胃，游溢精气，上输于脾。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。”因此，若脾气失常，脾不升清，则胃失通降，中焦气滞，进而导致五脏气机升降失常。此即黄元御《四圣心源》所云：“四维之病，悉因于中气。中气者，和济水火之机，升降金木之轴。”气香者，气为阳，主动，且香气轻清升浮，具开散、向上之性。香气入脾，和于脾气升清之性，促使脾气上升，进而营运气机，鼓动中枢斡旋，恢复五脏气机运行。如《长沙药解》言：“土居四象之中，得五味之和，五气之正……其味曰甘……其气曰香。味为阴而气为阳，阳性动而阴性静，以其味甘，则阴静而降，以其气香，则阳动而升，升则己土左旋而水木不陷，降则戊土右转而火金不逆。四象之病而生四味者，土气之弱也……大枣纯和凝重，具土德之全，气味甘香，直走中宫，而入脾胃，其甘宜胃，其香宜脾。”即认为大枣一药，气香味甘，服之可令脾升胃降，增益土气，从而使得在上之心肺不逆，在下之肝肾不陷，恢复五脏气机正常的升降运动。《本草纲目》亦云：“中气不运，皆属于脾，故中焦气滞宜之者（木香），脾胃喜芳香也。”因此，香入脾即气香者具有行脾胃之气、化运中焦气滞之功。

气香醒脾，运脾化湿，促使气动湿化

《素问·奇病论篇》曰：“夫五味入口，藏于胃，脾为之行其精气，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也，此肥美之所发也，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，肥者令人内热，甘者令人中满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。治之以兰，除陈气也。”《黄帝内经》提到，五味入口，脾为胃行其精气，若津液滞留在脾，则脾气失其运化之机，不能四布，湿热内郁由之而生，令人自觉口甘，而甘性缓，缓则气滞，故令人中满。此实为脾湿不化所致。张志聪注曰：“兰，香草。陈气，积气也。盖味有所积，以臭行之，从其类而治之也。（眉批：兰者，其味甘，其臭香。）”即指出，对于脾气湿滞不化之证，应当以兰草之类气香者行之。如《灵素节注类编》所云：“脾为湿土，恶湿而喜香燥，主鼓运而为胃行津液者也。厚味浊阴，遏其清阳，变成湿热，津液不得输布而壅于脾……急治之以兰，除其陈腐之气，遂脾喜香之性也。”
《中医大辞典》中释义“醒脾”为“指用芳香健脾药健运脾气以治疗脾为湿困，运化无力的病证”。令困顿不动者运作起来即为“醒”。结合《黄帝内经》所言，脾胃湿困，清阳不升，运化无力，以气香者行之，恢复脾升胃降之机，津液得以输布，五脏气机正常运行，则中满陈腐之气可除。因此，运用气香之药物能够醒脾运脾，促使气动湿化。

用香不当则易伤脾，耗气伤津

因气香之品具有行脾气、运脾化湿之功，因此，长期过用气香类药物，或使用不当，令脾升太过，能够耗伤脾气，致津液亏损。如《景岳全书》所言：“大凡气香者，皆不利于气虚证。”另如《素问·腹中论篇》云：“芳草发狂……芳草之气美，石药之气悍，二者其气急疾坚劲，故非缓心和人，不可以服此二者。”张志聪注曰：“芳草，芳香之草……芳香之气，升散为阳，故令人发狂。（眉批：此言腹中乃脾土所主，土位中央，其气冲缓，故不可过施升降。）” 芳香之药物多具辛温之性，尤其如生姜、麝香、丁香、茴香、花椒等具有“轻扬飞窜”“燥悍香窜”等特点
的香药，若使用不当或过度应用，易导致升散太过，诱发狂证等疾病，从宋代医家滥用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中辛香燥热之品引发时弊即可见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