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绍琴教授温病学术思想治疗发热性疾病

赵绍琴教授学术思想形成的渊源

赵绍琴教授除了父亲赵文魁公亲传之外，还有三位老师: 瞿文楼、韩一斋、汪逢春。其中瞿文楼、韩一斋两位先生是清宫御医，在临床上善长温病，对叶天士的著作有深刻理解。汪逢春先生虽然是京城四大名医，但他是从苏州进京的，师从吴中医学会副会长艾步蟾先生，著有《泊庐医案》，也是温病一派。赵老的父亲赵文魁先生为清朝最后一任太医院院长，出宫后曾任北京首届中医学社名誉社长。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北京地区热疫流行，文魁公治愈患者不计其数，因而在温热病的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有其独到的见解。赵文魁先生认为: “凡温热病，莫不由内热久郁，复感温邪，内外合邪，故为高热，甚则神昏。虽然高热如炙，切不可专进寒凉，因寒则涩而不流，温则消而去之。过用寒凉，每致冰伏其邪，增重其郁，愈使热邪难出，而有逼入营血之虞。”他教导门生弟子: 邪在卫，必当清疏; 表气闭遏，当先治表; 热在气分始可清之; 食滞蕴热，当以消导;湿阻气机必须芳化; 若纯属阴虚生热，始可以滋阴为主; 到营治营是其基本法，但一定要先懂透热转气之理; 入血再从血分治疗，次序井然，不可妄越。当时北京地区痧疹流行，即猩红热，又名烂喉丹痧。那个时代医界已知疫痧是燥热之疫，辛温非其所宜。赵文魁先生依靠自身在中医界的影响力，通过政府渠道，对药铺售卖药品时加以限制，凡是治疗烂喉丹痧的处方中出现麻黄、桂枝、羌活一类辛温表散劫阴的药物的一律拒售，避免了大量误治的发生。然而仍有专用大剂苦寒甘寒清热之法，或纯用甘润增液，甚至攻泻之法而误治的现象。赵文魁先生治法迥异，凡治疫疹，每先宣清疏解，次则清气凉营为主，少佐宣透之品以清热透邪，终以甘润滋养而收全功。所以赵绍琴教授在书中谈到 : “观先父治瘟疹之法，妙在清泄之中佐以宣透，使邪热有外达之机，庶不致内郁为患。此仍属治营须透热转气之变法，以瘟疫乃营分伏热故也。温疹之治，尚且需参以宣透，况一般温病化热，更忌纯用寒凉。先父尝谓: 火热当清，火郁当发。热郁于内，不得泄越，是故高热不退，若专用寒凉直折，必热郁更甚，其热更高，故当宣发疏解，此乃火郁发之之意。50 年来，吾遵先父治法以治温病高热，每收良效，愈觉宣透二字实乃温病治疗之关键，此是先父生前所谆谆教诲者也。”了解了赵绍琴先生的师承脉络和学术渊源，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赵老的温病学术思想，已故中医名家秦伯未先生给赵老的四字赞语“平、正、轻、灵”也是对赵老临床特点的概括总结。

赵绍琴教授温病学术思想

在卫汗之可也，并非应用“汗法”

赵老认为，温病初起，是温热邪气自口鼻吸受，郁于肺卫。肺卫被郁遏后造成卫阳之气的宣发受阻而导致恶寒，这和伤寒的恶寒有本质的差别，不容不辨。卫分证既可见有汗也可见无汗，汗出大多是郁热过重所致的少汗或头面部汗出，这是一种热迫津出所导致的“病汗”，不是正常的汗出。赵老提出“在卫汗之可也，并非应用汗法”，第一个“汗”字，不是“发汗”的汗，温邪郁于肺卫，当用辛凉清解之法。辛可宣郁，凉可清热，轻清举上，清解肺卫郁热，邪去热清，则营卫通，三焦畅，气机调，津液至而自然的小汗出，而并非是伤寒辛温解表的发汗法。

赵老提出卫分证的禁忌: 1) 切忌辛温发汗，汗出热不解，伤阴助热，或致昏厥之变; 2) 不可早用甘寒、苦寒，防止寒凝、冰伏; 3) 若用升阳发散，则容易破血致衄或外发斑疹; 若用大下，则克伤脾胃，易成洞泄;4) 若早用滋腻，则阻滞气机，邪不外透，病无愈期。

入营犹可透热转气

赵老认为，热邪入营，营热之所以不能顺利透转到气分来，是因营与气之间有阻碍。在清营热、养营阴的基础上，若再能排除营热外达的障碍，那么已入营之热就能迅速运转出气分而解了。这种排除障碍使已入营之热外透的方法即所谓“透热转气”。对于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”的正确理解是，无论初入营分还是已在营分都有透转之机。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，如犀角、玄参、羚羊角等物”，叶天士所举药例尚可商榷，清营汤不是透热转气的专方，银花、连翘、竹叶三药也不是透热转气的专药。“透热转气”是目的而非手段，疏风、清气、祛湿、化瘀、通腑、涤痰这些排除营气间障碍的方法都是透热转气的手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