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医皮肤体表辨证的意义

有利于提高辨病的准确性

辨病是正确治疗的保障，局部皮损辨证具有直观性，可为皮肤辨病提供直接依据。能够减少辨证论治的盲目性，如银屑病和玫瑰糠疹临床都有血热证候表现，但这两种疾病的病程与转归不同，前者病程长、容易复发，而后者病程相对短、不易复发。因此，尽管二者均有血热证之表现，但其病机演变不完全相同。掌握了二者的异同，在辨证论治中，则可使治疗更具有针对性，减少治疗的盲目性，提高临床疗效。

有利于制定恰当的治则治法

依据皮肤病外邪辨证，祛邪为第一要务，譬若贼匪来犯，当开门逐寇，而不可闭门缉盗。故因势利导，运用汗及二便等途径给邪出路。同时，结合部位辨证，衍化出多种皮肤病特色治法，延伸了直观论证法的治疗范畴，拓宽了中医取象治疗的适应性。近代皮肤科医家赵炳南创制的多皮饮、凉血五花汤、白驳方等经验方，将以皮治皮、以搔治搔、以色治色等经典中医皮肤取类比象思维运用于临床诊疗中，当代中医皮肤科临床家欧阳恒、艾儒棣等对此颇有发挥，丰富了皮肤病的用药思路。

有利于正确选择外用剂型、药物

浓度不同的皮肤病，皮损情况不同，外治法也不同。皮肤病的外治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“湿对湿，干对干，不干不湿用油剂”。若皮肤病有明显渗液、糜烂，以溶液湿敷为宜，若选择软膏，药虽同，但软膏缺乏对渗液的吸收作用，又阻碍炎症热的散发，其结果反使炎症加剧，渗出增加。皮肤性质不同用药各有差异。如银屑病进行期只能用一些安抚保护、性质温和的药物，以免病情加重，引起红皮病性银屑病，而在稳定期或恢复期则可选用一些剥脱、消炎、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。皮肤部位不同对药物的敏感度亦不同，颜面、颈部、外阴及四肢屈侧等对药物较敏感，不宜使用刺激性药物。

临床诊治，首先辨病，而后在辨病的基础上辨证，辨病与辨证相结合

中医外科中非常强调辨病的重要性，因为中医外科诊治疾病是以局部病理改变的突出表现为主，病变形诸于外，经五官感觉直接观察疾病的表现，局部的改变是由什么疾病所产生的，这就要求医者经四诊所得资料加以分析，抓住每种疾病的局部与整体的主要症状，诊断疾病，确定病名。在清代徐灵胎的《兰台轨范·序》中描述到：“欲治病者，必先识病之名，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由生，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，而病状所异，然后考其治之之法，一病必有主方，一方必有主病。”这便是中医外科临证思维的主要特点。现在许多人将辨病论治误解为同一疾病有共同症状表现，施治时针对性“对症下药”即所谓的“辨病用药”。虽确实具有针对性消除该症状的功效，但却未完全理解所谓的辨病论治，这种“对症下药”是辨病论治的一个初级阶段，并非辨病论治的实质，其只是辨病的一个方面。辨病是找到引起疾病即引起相同症状根源的共性病机，这是客观存在的，是贯穿疾病从发生、发展到结束一系列的一个线索，它可以让你了解疾病今后的病机演变，可以纵观疾病整体，把握大的方向，并可对疾病的顺逆吉凶进行预见性的判断。在外科临床中常会遇到“无证可辨”的情况即无明显的全身症状和体征可查，就诊时只有一个局部病灶存在，有的甚至还需通过影像学检查发现病灶，辨证论治无从下手。此时就会用到辨病，疾病存在共性病机，即使在没有证型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找出共性病机加以分析，了解疾病现在以及即将发生的病机演变指导治疗即辨病论治。

在外科中强调辨病但并不是舍弃辨证，自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后，辨证论治成为了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特色，是指导中医临床治疗的准则。国医大师郭子光曾说：“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临床操作系统。”所谓的辨证是认证识证的过程，证是对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，其包括病因、病位、病性以及邪正关系，反映了此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。不同的人所患相同的疾病，但在发生、发展过程中，其产生的原因不同，受到不同环境以及个体的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，使得其临床表现复杂而各不相同，其涉及五脏六腑、气血津液，故所表现出不同的证候和病机。因此，同一疾病根据其不同的病机而确立不同的治法，即同病异治。辨证在于把握疾病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矛盾，使诊断更加细致深入，再经四诊合参，分析内外致病因素和病位之所在，与病人个体情况结合，通过八纲、脏腑辨证以及外科特有的肿痛痒脓、疮疡形色、善恶顺逆、经络气血的辨证，从而确定疾病的分型、病变的分期指导用药。

治好疾病需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，在辨病之后了解疾病今后病机演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病史、体征进行辨证分期，把辨证与该病所有的治疗方法和方药紧密联系，使治疗方法具体化，并可对疾病的善恶顺逆进行预见性判断，从而做到对每一种疾病胸有成竹。